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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反思与中国寓言
——评焦波的《乡村里的中国》
作者丨伍雪怡
指导老师丨张慧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开篇，费孝通先生即作出这一论断。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奠定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底色，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所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进程之中，乡村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环境、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中国的城市化脱胎于乡村。然而，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乡村却开始被城镇抛在身后，成为落后、衰颓的文化空间和意义指向。眼看着作为精神家园的乡村逐渐衰落成为中国人普遍意义上乡愁的来源。
学者赵月枝曾指出，中国的大众传播存在一种认为农民农村是落后、衰败、失序的“城市中心主义”思路,“现在的传播，尤其是基于大众媒体的传播，是城市中心主义的”。事实上，不论是乡土荒芜还是乡村振兴，许多远离乡村的城里人对于乡村故土的认知，往往来自于某种居高临下的悲剧性的自发想象，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的真实状况缺乏应有的认知。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在大众传播和文化生活中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补足缺位认知、慰藉失落乡愁的角色。
《乡村里的中国》是焦波导演继《俺爹俺娘》和汶川地震系列纪录作品后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获得了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等诸多奖项。该片2022年由中央新影集团出品，并成功在院线上映，本文即以院线98分钟版本为蓝本进行评述。《乡村里的中国》以24节气为时间线索，讲述了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一年里的乡村生活，呈现了焦波导演眼中乡土中国的生存百态。本文试图从该片的背景与初衷、主题及内容呈现、叙事结构、拍摄风格和视听语言出发对《乡村里的中国》作几个侧面的剖析。
一、 背景与初衷：与农村的平等对话
“纪录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之一是，摄影机、同时也是‘赤膊上阵’的拍摄者与被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片子中，拍摄者是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人，而被摄对象是仍在农村生活、问黄土要饭吃的农民，他们的情感链接在“并不热爱土地”这种真心话面前相互融通。焦波说，他并没有学过电影和纪录片，他拍摄这部作品的底气来自于对乡土题材作品的喜爱和骨子里流淌着的农民的血液。“我就是当年从那片土地上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逃离出来的。”他已经离开乡村三四十年有余，但农民的儿子始终带着泥土的底色，他在离开乡村之后也不断回望和反思自己曾经生活的这片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影片并非焦波完全出于个人兴趣而拍摄的纪录片，而是广电总局电影局下达给焦波的命题任务。“找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在那里驻扎上一年，以24节气为结构，拍摄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叫《乡村里的中国》。” 因为临近立春，时间紧张来不及大范围选址，焦波最终将拍摄地点定在了他家乡沂蒙山沂源县的杓峪村。以导演为核心，他组建了一个6人的摄制组，除他以外全是平均年龄20岁的年轻人。从主创团队的身份来看，这部片子可以看作是农民和农民的儿子的对话。焦波是从沂蒙的乡村走出又仍带着乡土眷恋的人，年轻一辈生活的城市是中国社会对农村殖民的成果。他们驻扎进村子里，成为新的第168户，与农民们共同生活，采用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获得了最真实和自然的生活记录和话语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场突破传播惯性的相对平等的对话，其中丰富立体的农民形象、城乡差异的客观呈现等即是这种平等的体现。
二、主题与内容呈现：客观真实的中国乡村
纪录片是高度个人化的，倾注了情感和记忆的作品，也是高度社会化的媒介，其目的往往在于曝光和揭露某种社会现实。广电总局的命题作文先决性地规定了这部纪录片的主题：呈现真实的、可以代表中国乡村现实的乡土社会。
焦波选择将这个主题具象化到他家乡的一个村落，这个乡村的故事为什么可以命名为《乡村里的中国》？它如何成为一粒折射中国乡村社会的水珠？沂蒙山区腹地这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杓峪村是中国众多乡村中的一个，当地发展了家户自主的苹果种植经济，又逐渐引进现代化的旅游业，但仍旧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缝春鸡、咬春的传统习俗，在经济水平、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代表着城镇化道路上很多跑在前头的村子的昨天，也喻示着一些更封闭、更传统的村庄的未来。 更为直接的原因如上文所述，在于时间之紧迫与节气之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