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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钊韬 他的经历本身堪称一部人类民族志

作者: 布谷信息 发布时间: 2021年06月23日 12:15:42

  1986年,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中评价梁钊韬“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1994年,美国学者顾定国在他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一书中以梁钊韬的生平为线索描述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梁钊韬作为中国人类学的焦点人物之一?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后来主持复办人类学系当属梁钊韬里程碑式的成就。然而,在顾定国看来,选择梁钊韬更重要的理由是,“梁先生的一生是与他所倡导的学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

  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舶来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几经沉浮。从最初“西学东渐”的热潮,到解放后“文化人类学”成为不可说的禁区,许多有天分的人类学者就此陨落,再到人类学系复办后的复兴……时代与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命运紧紧交缠在一起,而在人类学发展每个关键节点上,梁钊韬都是亲历者和积极的参与者。

  “梁钊韬不得不竭尽全力与影响他的研究领域及工作的中国历史对抗。”对于这位中国学者的学术之路,顾定国这样写道。志虑忠纯者方能“成一家之言”,在人类学“被打倒”的漫长岁月里,梁钊韬依然选择了坚守,这或许是他留给后世学者们的最大精神财富。

  一场为人类学正名的辩论

  “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1981年4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被撤销29年后,“人类学”这个名字终于得以再次出现在社会科学的大家族中。同年,梁钊韬成为被国家第一批授予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授之一。作为新中国首个复办的人类学系系主任,梁钊韬的名字注定将会永远铭刻在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上。

  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人类学传入中国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在1958年之后更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人类学系相继撤销,“文化人类学”一词被禁用,甚至被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区,不少人类学专家不是改行就是受到批判,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文革”之后,“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还有人对我讲,人类学是殖民主义者的工具,达尔文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值得学习,等等。”梁钊韬招收的一个博士研究生格勒在描述“文化人类学”被禁的岁月时回忆道。

  美国学者顾定国在他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中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1986年6月26日,梁钊韬的70大寿在中大的餐厅里举行,中大的前任校长、党委副书记和其他一些领导向他敬酒,对他在人类学这个时常遭受到攻击的领域内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敬意。“或许这个夜晚的意义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这个庆祝活动本身。仅仅在十年前,他们的前任没有一个人会在公开场合和梁打招呼。”结尾,顾定国略带调侃地说。

  在与梁钊韬相识多年的顾定国看来,梁钊韬“是带着一个经过历史考验的人的自信着手他的重建计划的”,这个说法得到了梁钊韬的学生杨鹤书的证实。虽然时隔多年,但他对于1978年那次大辩论记忆犹新:“1978年冬,梁师与我和陈启新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西藏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杨鹤书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那段时间,梁钊韬解释得最多的,就是民族学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要为民族学和人类学“正名”。在与教育部主管领导的一次会面中,梁钊韬激动地说:“在别的国家都有这一学科,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众多的资料——如果我们不研究,谁来研究呢?我们绝不能把这一学科让给外国人!”

  一部被称为“破天荒”的教材

  《中国民族学概论》首次堂堂正正地亮出“民族学”的招牌,并在香港、日本发行,有人类学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中,梁钊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不仅是因为他的勇敢,也因为他具有广东人特有的务实和精明。杨鹤书说,早在1977年,梁钊韬已经有了恢复民族学的想法,而要实现这一梦想,除了当“说客”,还要有计划地引入师资、编写教材,为复办人类学系做好一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