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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台湾的“吴国桢事件”始末

作者: 布谷信息网 发布时间: 2019年08月16日 14:43:45

  1949年,国共内战硝烟已尘埃落定,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美国在欧洲提出马歇尔计划,欲重振欧洲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对抗,但在亚洲,却因重欧轻亚的政策,遭受到连连失败。朝鲜战争即在此背景下爆发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亚洲的迷梦。战争开打后,美国随即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的协防,使惊魂未定、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得以暂时安稳。其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恢复正常,美国不仅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国府当局,军援、经援亦源源不断而来。
 

  
 

  而国民党政府当局,为博得美国的好感与支持,在人事安排上,大量起用有留美背景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人,武的为孙立人将军,当时担任陆军总司令;文的为吴国桢,继陈诚后,担任台湾省主席。然而可悲的是,孙、吴二人与蒋介石合作,却都没有善终。孙立人遭兵变牵连后软禁终身,直到垂垂老矣的晚年才获平反;吴国桢与蒋氏父子交恶后,远走美国客死异乡,未能再回台湾。
 

  
 

  青年得志,官运亨通
 

  
 

  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民国三年入天津南开中学,与张道藩同学。1917年考进北京清华学校,与罗隆基同级。毕业后,于1921年直接赴美留学。1924年,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国,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1927年,吴进外交部工作,正式踏入政坛,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1931年,吴国桢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来年担任蒋委员长侍从室秘书,虽然官位不高但权重,因为挤入最高权力核心,深为蒋氏夫妇所倚重。吴由于留美背景,颇获宋美龄青睐,被归为所谓的夫人派,屡获拔擢,1932年底,吴以未满而立之年,即被派任为汉口市市长,青云得志,意气飞扬。
 

  
 

  抗战军兴,汉口陷落,吴率部分市民西迁恩施,1939年底继贺国光为重庆市长。1941年,重庆遭日机轰炸,发生校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伤亡惨重。蒋极为震怒,下令严惩相关官员,吴为负起责任,于1942年免去重庆市长职务。翌年,吴转进外交部服务,担任政务次长,在部长宋子文出国时,曾主持部务。
 

  
 

  抗战胜利后,吴进入党务系统服务,于1945年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6年,吴继钱大钧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上任伊始。以控制预算、处理黑市为主要施政重点。1947年,吴在上海逮捕共产党员,并搜查民盟上海支部,对共产党采取强硬手段,颇得蒋介石信任。
 

  
 

  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拟全体入京请愿,交大、复旦等大学学生前往相送。吴以市长身份出面调解,但仍引起学生和警察冲突,吴遭学生殴打,学生亦多人被捕。吴因对共产党之强烈措施,后被中国共产党列为头等战犯之一,然也因其坚定的反共立场,更得蒋赏识。
 

  
 

  1949年,上海已岌岌可危,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沪,力劝吴撑持危局,不要轻言辞职。是年4月,吴卒以病由获准,辞上海市长职,5月,上海解放。7月,吴随蒋应菲律宾总统李里诺(eipidioouirino)之邀,参加碧瑶会议,会后与蒋介石抵台。
 

  
 

  与蒋氏父子的冲突
 

  
 

  1949年底,陈诚辞台湾省政府主席职,蒋派吴继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此刻可说是吴一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其受蒋之倚重也是于此为最。
 

  
 

  吴国桢就任省主席始,即提出四大施政方针:(1)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2)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3)推行民生主义,为人民谋福利;(4)实施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大量起用台籍人士。由这几项施政方针看来,吴在台是颇思有所作为,以戮力台湾省政。
 

  
 

  基本上,吴之施政方针,是项艰巨的政治工程,既要兼顾反共的军事需求,又要忠于自己民主法治的信念;要以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为百姓谋福祉,当然,也不忘地方自治的重要。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吴国桢慧眼独具,在二二八事件后,为抚平台籍同胞不满的情绪,在政治资源上,主张多重用台籍人士。所以在吴国桢的省府中,诸多台籍菁英,如蒋渭川、徐庆锺、游弥坚、杜聪明、李连春、杨肇嘉等,均为吴所提拔重用。
 

  
 

  平心而论,吴是有心要做好省政工作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下,军事第一、反共至上的环境背景,使吴向往于西方民主政治之政风,根本无从落实实现,而与蒋氏父子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导致吴和蒋氏父子摩擦的导火线,在1950年,台湾举行第2次县市长及县市议会选举中,初现端倪。吴国桢就任伊始,即希望积极实行县、市长民选,还政于民,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如今这个理想终于有实现的机会,故他对于这次的选举,抱持很高的期待。
 

  
 

  为此,吴还在事前启动一个培训计划,即在台北成立一所培训学校,轮番培训从各区选出的民众代表,每次培训3天,在3天内要教会这些代表,对民主政治的理念与游戏规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而,吴国桢的天真之举,却引起蒋氏父子疑虑,以为他要培植自己的势力。
 

  
 

  吴国桢晚年回忆道:现在想来,我开始明白,也许正是这个培训计划,是蒋介石与我最后决裂的主要原因,他或许认为,我是在谋求自己的组织与权力,而那确实远非我的本意。无论如何,此事引起蒋之不快,应是不争之事实。
 

  
 

  另外,吴国桢对于蒋经国掌控的情治系统,与救国团组织的恣意横行,是相当不满的。他曾苦口婆心向蒋进言,国民党党费宜由党员缴纳,不可用国家经费。且鼓励蒋容许反对党的成立,才能奠定两党互相竞争制衡的民主制度。可以想见,吴的民主政治与蒋的威权体制,根本是格格不入的。故在台湾局势稍安后,蒋无须再刻意讨好美国,对自由主义分子开始疏离。于此前提下,吴与蒋之关系日益紧张,也就不难想见,吴为此亦不安于位,屡向蒋请辞,然皆未获准。
 

  
 

  因选举事件,蒋经国的情治系统,胆大妄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到处乱抓人,完全无视身为保安总司令吴国桢的职权,而副司令彭孟缉则阳奉阴违,一切以蒋经国唯命是从,也根本不把吴放在眼里。在基隆市议员绑架事件后,吴与蒋经国彻底摊牌,吴对蒋的特务人员之无法无天,连民意代表也敢绑架、威胁恫吓,已深恶痛绝。他知道,自己干不下去了,因此,他再一次向蒋介石递出辞呈。
 

  
 

  蒋退回了吴国桢的辞呈,但准假一个月休养。在日月潭休养期间,一场未遂的车祸,使吴国桢误以为蒋氏父子欲对其不利,台湾已是凶险之地。通过宋美龄,吴以养病及接受母校普林斯顿大学赠予荣誉博士学位为由,于1953年5月24日离台赴美,从此客寓美国。
 

  
 

  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1954年2月,积怨未消的吴国桢,趁台湾召开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大会欲改选第二任正、副总统之际,上书国民大会和致
 

  
 

  轰动台湾的吴国桢事件始末
 

  
 

  函蒋介石与胡适。
 

  
 

  在《上国民大会书》中,吴国桢痛陈台湾国府当局专制之弊,并举出六大弊端,分别为:(1)一党专政。(2)军队之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3)特务横行。(4)人权无保障。(5)言论之不自由。(6)思想控制。
 

  
 

  为此,吴国桢提出六点建议:(1)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即反对把国库当党库)。(2)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3)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即限制之)。(4)公开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以保障人权。(5)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何以不能自由。(6)撤销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
 

  
 

  吴国桢的公开信函,严重影响国民党政府形象,在台湾引起强烈的反弹,朝野威认为其叛国,群起而攻之。连台大教授毛子水等,亦签名抗议书予以反击,双方隔洋大战38不热闹。最后,在胡适的斡旋及台北方面特派吴的旧识刘文岛前去美国劝吴下,这场隔空交火的论战,才暂时偃旗息鼓。
 

  
 

  台湾方面,虽停止了对吴的攻击,但吴国桢仍积愤难消。1954年6月,吴在美国《look》(展望)杂志,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旨在给美国人看的《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的文章,极尽能事地批评台湾,在蒋氏父子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利用美国人的钱,建立一个毫无人权保障的警察国家。此文一出,除给国民党政府极大难堪外,也引起同在美国的胡适之反弹。胡适除发信给吴痛加谴责外,也针对吴文的内容逐一批驳。胡适甚至动气地骂: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
 

  
 

  其实胡适不满吴国桢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外国人面前,骂自己政府总不得体;二为即便国民党犯了那么多错,你吴国桢在国民党担任高官多年,难道没有责任吗?为何当时不进言规劝呢?如今在外国骂政府,岂不丢人现眼。
 

  
 

  胡适在晚年有一条很自律的原则,即人在国外决不会发表毁坏自己国家与政府的名誉的言论,胡适把它称为这是我们在国内提倡言论自由的一班朋友的一条戒约。
 

  
 

  吴国桢事件发生后,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地的华人报纸,这样比较胡、吴,说胡适在美国,从不批判自己的政府,唯有等到回国时,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吴国桢则完全相反。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风骨,于此可见高下。
 

  
 

  基本上,在现代中国政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从政之路,是非常艰辛的。在威权体制下,要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他要违背自己的良知信仰,而屈从于统治当局;若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或信念,就不得不与当局抗争冲撞,而其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不是入狱,就是远走他乡;不是委屈妥协,即为缄默不语。雷震、李敖的入狱;殷海光的停职、吴国桢的客居异国、胡适晚年非常无奈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沉痛之语,这些斑斑事迹,不外乎在陈述一个事实,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道路上的两难处境,理想与现实难以兼顾的悲剧。
 

  
 

  吴国桢以自己的从政之路,见证了这一点。且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府又发生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遭免职案,时蒋为拉拢吴,曾嘱人赴美力邀吴回国任该职,但吴以政府年来措施,并不与桢之一贯主张相同而婉拒。吴的一贯信念为何?约而言之,即自由主义与民主自由的信念。吴不讳言,其与蒋介石的冲突,主要来自他与蒋经国的不和,因为他反对蒋经国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
 

  
 

  然蒋介石在失去大陆后,对权力的掌控更加的严厉与专制独裁。当吴认为台湾已是一人控党,一党控政,以政治控制军队,以特务控制人民时,吴国桢身上自由主义的因子,已不容其继续在蒋政权下工作。故其辞职远走美国,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强人政治下从政的必然悲剧宿命。

  

轰动台湾的“吴国桢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