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尤其关注社会运动史，著有《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等，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及亚洲研究协会的列文森奖。此外，他还致力于研究中国革命在陕甘宁地区的起源，著作Accidental Holy Land（《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于近期出版。2022年10月18日，周锡瑞教授获得“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文艺批评今日推送的是《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对周锡瑞教授的访谈，他在此次访谈中通过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学术渊源以及同代学者的汉学研究历程，在关照时代社会思潮和国内外双重背景基础上，对他如何走向义和团研究以及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都做了简要说明。
本文原刊于“上海书评”公众号2022年4月17日，感谢“上海书评”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周锡瑞
李 菁：首先恭喜您获得“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您在获奖感言里特别强调，在做中国研究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中国同行的帮助，能详细说说吗？
周锡瑞：我是1979年第一次到中国去做义和团研究的。到了八九十年代，去得就更频繁了，基本每年夏天都会去。在此期间我认识了很多中国同行和朋友。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观点不见得相同，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互相学习。我也在很多学校做过报告，在场的学生对我这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与根本去不了中国的冷战时期相比，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真正交流的年代。
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就是源于这些交流。不同学者向我介绍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观点，对我的帮助特别大。现在，中美关系有所变化，更重要的则是因为疫情，我们根本去不了中国。我一直在想，我们怎样能够回到那个时候，哪怕政治环境各有不同，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学术交流。希望我这一辈子还有机会。
开始到中国做研究的时候，我看了不少“内部材料”。八十年代的“内部材料”，尽管说是“内部”，到处都能买到看到。如今我们好像又回到了一个有“内外之别”的环境，另外，近几年来档案的开放遇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口述史也受到各种各样规定的约束。这对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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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周锡瑞部分著作
李 菁：您的学术生涯早期，经历了中美之间的冷战；之后，您作为首批美国访华的学者来到中国，经历了中美之间充分的学术交流；现在中美关系又陷入了低潮期……作为经历了整个过程的学者，您有什么感想？
周锡瑞：我感到挺难过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特别的时代，不光是因为全球疫情和中美关系，也是因为整个人类都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
我在哈佛读书时，费正清第一次向我们介绍中国的情况——他年轻时也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特别是二战期间。他对中国很有感情，态度很友好，我从他那儿受到的教育是：“尽管现在去不了中国，中美之间是隔绝的，没有学术联系，不过将来会好起来的。中国是个好地方，中国人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是这种学术环境培养出来的学者。
我读大学时涉及选什么专业的问题，我当时决定研究苏联或者中国。那个时候，研究“苏联学”或“俄国学”完全是为冷战服务的，而研究中国就不一样了，尽管处在冷战时期，可费正清根本不把中国看作冷战的对象。正因如此，与当时不能去中国的状况相比，现在中美之间的状况更让我悲伤。
李 菁：您从小成长于旧金山湾区，父母都是建筑师，他们的专业背景与您后来从事的历史研究似乎是两个范畴。能否谈谈家庭对您的影响？
